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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卖国”辩伪
时间:2015-08-06 22:44来源:未知 作者:钟 城 点击: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让、强迫租借了许多土地,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签订的责任人、决策人、签字人是否就是卖国贼?在近代史书籍中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指明。但是每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使我们通过反复学习,对其政治上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不断强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促发了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从而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在运动中被群众认定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作为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恶名昭著,至今仍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现在看来,作为卖国贼,在法治社会应通过法院或军事法庭判决,人证物证应俱在。既然卖国,就有所得,他们从帝国主义那里到底得到多少利益,允将获得多高的官位?作为外交官员,他们到底应负多少责任,是哪些责任?这些至今尚未清楚。若能冷静下来较系统地研究与五四运动最有关的二十一条前后的史料,仔细梳理一下历史事实及其发展经过,比勘分析,应可以得出更确切的结论。五四运动从各方面的评述文章已经甚多,曹汝霖的回忆录及相关文章也出版并增多起来了。运动中受辱最深,差点因挨打送命的章宗祥其人之评述文章却乏见,他的回忆录等亦未见公开发表。笔者在学习调查的基础上,拟作一些粗浅的评价。盼望专家、读者指正。

一、章宗祥与二十一条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霸占了台湾、澎湖,又将福建划入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租借青岛和胶州湾,规定胶澳海面潮平周围100里(中国里),准德国军队随时过调,主权属中。胶澳之口南北两面及岛屿若干处租与德国,以99年为限,并让德国造胶济铁路。后又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即高密至韩庄,济南至京汉线上的顺德、新乡之间,使胶济线与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相连,并可于铁路附近30公里开采矿产。1904年胶济铁路竣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王朝倒台。同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19147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为一方,德、奥、土为一方。中国同年86日宣布中立。日本虽参加英法一方,但未派兵赴欧洲战场,却于815日通知照会德国,要他们立即退出中国领海,915日前将胶澳租借地全境移交日本。当时说得好听,是以备他日交还中国,并要求德国在823日正午前无条件承认。德未应,日本乃于93日在山东半岛北部龙口登陆,后分兵一面向南攻青岛,一面向西占领胶济铁路直到济南,又在英国协助下从海上攻陷青岛。中国政府在同年93日、27日、30日,102日、9日,191519日、16日屡次提出抗议,日本傲慢地不予理睬。为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进一步控制中国,日本在1915118日进而蛮横地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罪恶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5部分,第1部分是要求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由日本继承;第2部分是要求日本在东蒙南满享有优越地位;第3部分是要求合办汉冶萍公司;第4部分是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让于他国;第5部分是要求在内政、警察、军事方面作中国的顾问以扼我要害。在谈判中,中国对前4部分提出修正案,拒绝第5部分。事态僵持到426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同时日本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事态使得一时人心惶惶。在这紧急关头,51日中方也提出最后修正案。57日日方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照日本426日的修正案签约,不得作任何更改;59日午后6时前必须有满意的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行动。袁世凯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最终被迫接受。当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参与了讨论。章宗祥时任司法总长,当时正值全国知事考试,他兼任知事考试委员长。旧例规则甚严,他必须依例住宿在考场月余,未参与外事。直至交涉将破裂,曾应袁世凯命参加了内阁会议。会后又赴考场。二十一条签字人是陆征祥。他曾写过一文《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诉明了签字前后的痛苦经过。他向袁世凯说“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订了丧国辱权的卖国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世凯只有苦笑,并问:“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是否阻挡,现在不可知。”照理说,五四运动应该声讨他,打倒他。可运动中没有涉及他的名字,因为其时他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顾维钧等一起正为维护国家权益,艰难地和日本及包庇日本的英、法、美等国代表论争。曹汝霖“五四”时任外交总长被点了名;陆宗舆尽管“五四”时已离外交岗位,改任币制局长,但因二十一条时他任驻日公使,故也被点了名。五四运动时受辱最深,差点被打死的是与二十一条签字无关,而刚好在五四运动当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从那以后,当时以至今日,很多人很多书还认为是章宗祥签订的二十一条,这是应该否定的。

    章宗祥受指责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中日换文中,他在答复中写了“欣然同意”。二是在他任期中,中国政府向日本借了大量款项。下面拟就此二问题作些分析。

二、“欣然同意”的真相

    二十一条签字后,袁世凯帝制运动失败倒台,次年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当了总理。段奉命组阁时,考虑到中日关系特别紧张,处理也特别困难,故诚恳希望章宗祥出任驻日公使。从部级官员改为难当的驻日公使,官场上一般很少有人愿意。可是章宗祥自言感段之诚,最后同意了。但当时中日间问题特别复杂重要,因为二十一条是被迫接受的,是全面执行,还是一点一点地设法摆脱,必须艰苦地在外交上作斗争。在是否参加对德宣战上,国内尚存在不同意见,但参战可使我国争取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处于有利地位,将有利于解决山东问题,故赞同宣战的看法渐渐得到议会中的多数赞同。1917814日中国终于参战了。自19148月日本一直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他们建立了企图长期统治的民政署(总署设于青岛,分署分设于坊子、张店、济南)。这个机构擅理华人诉讼,征收华人赋税,并将胶济铁路沿线各矿置诸民政署管理之下。胶济线如同一把利剑插入我国的胸膛,特别是日本军人,还有一批日本浪人的为非作歹更激起山东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激烈反抗。山东是孔孟之乡,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根源地,国人如何能容忍?国际上也有许多批判与反对日本的声音,日本政府及朝野中实际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胶济铁路和青岛在日本占领两年多后,日本国内更换了一个对中国表示亲善的寺内内阁。1918924日,日本新任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全文如下:

    敬启者:帝国政府顾念贵我俩国间所存善邻之谊,本和衷协调之旨意,将关于山东省诸问题照下列各项处理,认为妥当,特提议:(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上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上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署撤废之。贵国政府对上列之提议,意向若何,敬希示复为荷。

    日本从占领到部分撤退,民政署从建立到撤废,铁路从德国的专权经营到合营,警备复归中国,铁路聘用日人主要为训练警察的教员,应该说这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章宗祥在第二天的复文中,除复述了以上七条外,主要是告知中国政府对此提议“欣然同意”。日本政府这种对华政策的改变与缓和的原因何在呢?原因是:

    一、日本政府的更迭。签订二十一条前后,总理大臣兼外相是大隈重信,他们代表的是日本国内强硬对华侵略派。以后内阁更迭为寺内正毅任总理大臣,寺内是以山县有朋公爵、松方正义侯爵为首的元老派一系,他们对华政策较缓和,且不满大隈所为。面对中国广大民众的反抗,他们也拟改变一些政策,这是日本的内因。章宗祥等此前也曾通过任中国政府顾问的日本元老派人物有贺长雄引见拜会过山县、松方,又和与他素来友善的外相本野一郎及继任的内相兼外相后藤新平联系,研讨、期望缓和改善两国关系,他们也表同意。这些也是日本方面的原因。

    二、中国政府同意了日本提供贷款修建德国曾要求投资建造的铁路两道,即一为自胶济线的高密至徐州连津浦沪宁铁路,二为自胶济线济南连接京汉铁路的顺德。此合同一订,寺内、后藤又能应付国内强硬派及资本家的利益要求,故以上合同签订当日即924日,后藤即照会上述七条。为防止日本本政局变化,趁寺内在任,中国政府和章宗祥赶紧“欣然同意”了。果然19189月底,寺内就下台了,接下来由非元老派的政友会总裁原敬任总理大臣,其后继任的总理大臣高桥是清也是原敬一派的。当然这个换文没有提出以后青岛的归还问题和胶济线的驻军全部撤离问题。这只是一个局部的阶段的解决方案,根本废除二十一条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一直拖到巴黎和会后的1923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四年多后,才连同青岛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但是就是这个“欣然同意”,从五四运动起,以后被不断地延伸引用,造成国内许多人,一些书刊,众多的舆论认定章宗祥欣然同意了卖国条约,有些并妄加推测,指明就是他同意并签订了二十一条,是卖国贼无疑,群众在运动中当然更加愤慨。甚至在战后巴黎和会上,日本抛开换文全部内容,以中国同意二十一条,签了字,又以换文的“欣然同意”为由,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被包庇日本的一些国家如英、法引为口实,甚至开始有些维护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后来也不顾换文内容及前后历史事实,在日本要求下,断章取义地说:“中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我也爱莫能助。”

    事实胜于雄辩。二十一条我国是被迫签订的,换文前后事实清楚。在巴黎会上中日两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国代表顾维钧等按历史过程及真相据理力争,曾使日本代表在交还山东问题上由一字不提到表示可以交还,但要求不在和会上讨论,而由两国通过交涉。可是狡诈的日本在暗地里用大国外交,用强权压制公理,使巴黎和会的最后有关规定符合了日本的要求。中国未能获胜,山东问题被延拖下去。中国虽名为战胜国之一,但表现出的衰败、受辱、弱小无助使人悲愤。当权者的无能,特别是多年来对日本的不透明政策和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合同等,激起群众难以抑制的怀疑、不满和愤怒,从而激发了五四运动。章宗祥这个“欣然同意”,也就这样成了他的主要罪责。应该说,若将当时的历史背景、换文及相关文件的全文仔细分析一下,并不能证明当时的政府和他是欣然同意“二十一条”、“出卖山东”的。否则在和会上,我国代表是难以力争的。

三、贷款真相

    当然被怀疑指责的还有章宗祥经手的日文贷款。他在赴任三个月后,正值对中国表示亲善的寺内内阁上台,主要通过西原龟三多次贷款,前后共达一亿四千多万日元,历史上称西原贷款。除通过西原外,寺内内阁期间还有善后借款垫款(已还)、军械贷款(未还)、京畿水灾贷款(未还)。

    西原原是棉纱业方面的资本家,在朝鲜经营颇为兴旺,有经济头脑,主张经济立国,曾对经营不善的朝鲜银行作出许多建议,改善了该行的经营,从而得到时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任。寺内主持内阁时,西原成为他的重要幕僚。在对华关系上,他主张两国经济密切联系,常被派去使馆与章宗祥会谈。章宗祥开始并不信任他,曾向他提出要改进中日关系,必须解决引发民间激愤的一系列问题:一、必须限制日本浪人在中国各地为非作歹的破坏行为;二、东北地区日人大批进入,与居民间的纠纷不断,动辄定要两国政府间解决,今后应由当地政府解决;三、日本应撤退在汉口、济南驻军。西原同意诸点并允传达,虽诸点未能很好实行,但这也促成了后藤新平的上述换文。

当时北洋政府财力不足,难以进行各种建设和改造。西方列强正在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一战时期未赴欧参战,资本主义经济急速发展,贷款给许多国家。西原表示若需贷款,他可设法,并要章宗祥与国内有关部门接洽。章宗祥谓本人学法律,长期从事司法工作,不愿参与借款事。因经手借款者多从中渔利,有受回扣收礼之嫌,他不愿给人以口实。西原回去后,再来时,提出另一方案,即不由政府间贷款,而由两国银行间进行。贷款明确注明无回扣,交付实款数。章同意,即告中国政府与时已改任交通银行总裁的曹汝霖,他也同意了,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模范贷款。但是合同一直守秘,局外人不明,反而揣疑更甚。国人长期受日人欺侮,深恐再受其害,强烈的不信任感使人们对这样的贷款多有怀疑。实际上,在日本方面也有很多反对者,怕归还无保证。

    尽管如此,中方还是先后向日文借了如下款项:

1)交通银行为整理业务与兴业银行等三行间第一次500万日元贷款,借息7厘(已还)。第二次2000万,以全国有线电信担保。

2)为改善京沪、京汉等旧线,借2000万日元,利息8厘。

3)吉林——会宁铁路1000万日元。

4)满蒙铁路四线(热河——洮南,吉林——开原,长春——洮南,洮南——海边某港)2000万日元。

5)济顺、高徐两线2000万日元,年息8厘。

    其中的第五项,由于济顺、高徐两线在山东境内,就是德国本来拟建的,此合同就是1918924日换文前与日本签订的,很自然看起来与日本怎样继承德国权益有关。那么到底它是怎样一个借款合同呢?目前已知它的全文,应可看出其实质。该合同是通过银行间签订的,现将原文择其要点列出。其他借款合同大致与此相似,以此举一反三可了解各种贷款合同的大致内容。

    此合同全名为“济顺高徐铁路贷款预备合同”,贷款的所有细则问题都在预备合同中规定,同意后,借款仅是简单的交付问题。预备合同共14条,前言中将我国政府简称为“政府”,贷款银行简称为“银行”。其要点如下:

1条  我国交通银行发行二铁路公债。

2条  政府速定二铁路之建造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用变更需经银行同意。

3条  二铁路公债期限为40年,自公债发行之日起,第11年开始还本,分年摊派。

4条  借款合同一经签订即着手建造,期其速成。

5条  政府以二铁路一切财产及收入作担保。政府不得以前项财产和收入作为担保和保证物提供他人。

6条  二铁路公债价格与利率,政府实收金额数据发行情况以有利于政府之主义协定之。

7条  关于以上未定事宜与银行协议决定之。

8条  二铁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预备合同的基础,四月内作出正式借款合同。

9条  银行于预备合同成立时为政府垫借日金2000万日元,十足交款无回扣。

10条  本垫款年息8厘,即日金100元,每年付息8元。

11条  本垫款以政府所发行国库证券贴现办法交付。

12条  国库证券每6个月换给一次,每次以6个月份之息全支付给银行。

13条  政府以正式借款合同成立之后,以本公债募得资金优先即速还付本垫款。

14条  本垫款之交付偿还付息及其它一切之授受均于日本东京行之。

    本预备合同共备中日文各两份,政府银行互执各一份,如关于本预备合同解释上发生疑义时以日文合同为准。

    以上铁路方面贷款规定:一、中国自主经营;二、无回扣佣金;三、可由中国有能力公司承建,也可中日合建。以后还借了为中国参战贷款2000万,利息7厘。西原也做了努力,做日本政府的工作,减免、推迟过去中国对日战争赔款(包括和其他国家一样免除庚子赔款等)。但是连续的多次贷款,且许多贷款并没有完全公开,是否是只为了少数利益集团谋利?日本长期侵略中国,强订二十一条,这次他们只是变换另一种手法吧?当时这是很多国人的看法,包括政府中如安福系等反对派,军阀中的吴佩孚等。这一时期,因不断向日借款也使段祺瑞内阁给人以亲日卖国内阁,曹、陆、章就是亲日派的认知。当时日本政府中也有许多人认为借款太多,担保不可靠,寺内正毅派出于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目的也加以反对。

    在当今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年代,引进外资修建铁路公路工厂,应该算不了什么。章、曹等人一点好处也不拿,廉洁奉公,笔者认为比起当今不少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却大量收礼贪污受贿,有的还携巨款潜逃移居海外的官员来说,他们显得高洁得多了。

四、进一步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自治政府、汪伪政府曾多次要章宗祥出来担任伪职,但都被他拒绝了。作者曾采访过章宗祥之子,早年参加革命的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研究员章德安(19262007),他告诉我,敌伪时章宗祥还被日本军人强行带走过,也未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张慧剑有副刊圣手的美称。他的一本名著《辰子说林》中,有一段是专述章宗祥的。他如此写道:

    中华卖国贼史称“曹陆章”,然诸人似尚能晚盖,反之赵家楼(即曹汝霖住宅)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相形之下,遂亦丑恶不堪。

    章宗祥者,于三人中,名最秽,当时受辱亦最甚。其后缩居不出,凡二十年。伪府群奸,刺知其津址,屡钩之,汪逆尤惺惺相惜,章之于汪,盖有一重恩怨关系,汪或且犹念旧为言也。

    汪逆旧日在北京谋刺载沣,事发被捕,清廷之民政部大臣善耆受审之。章宗祥时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善耆老滑,如革命之锋不可遏,欲宽汪以市惠,章乃仰承上意,曲为开脱,汪得以不死,而狱居未甚荼毒,亦章隐为之也,此汪当日所不讳言者也。

    如果章宗祥是卖国贼,那么在当时汪精卫已经成立出亲日伪政府,章宗祥应该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以高高兴兴地出来做官,当时他才五十多岁,只比汪大四岁,可是他都推辞了。

    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萨孟武(18971984)出生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他的著作《学生时代》可当做一部中国变迁史来读。他客观冷静地指出:“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应该说他们保持了民族气节。

    留日不一定亲日媚日,留学生对所留学国家既看到其优点,也看到其不好不足之处。即使回国后也会更多地关注该国,也较能正确地评价该国。民国5年(1916年)章宗祥作为新任驻日大使抵日时,各报记者围拢来采访。询及中日亲善时,他说:

    仆为司法官出身,只知直言,不如从来外交官之喜饰词,君等欲求两国亲善,但使日本勿以中国不愿之事加诸中国,则亲善矣。

    记者又问一般中国人对日本感情如何?他说:

    仆有一旧谈,愿诸君闻之。光绪末年,仆至奉天查办事件,时日俄战争甫毕,某日至安东乡间,与乡人谈询,以地方百姓对于日俄两国人究竟何国人较善。则群对曰:“大鼻子好,大鼻子好。“大鼻子者俄人也。询其故,则曰:”大鼻子肯使钱,吾辈贫民咸沾其利。现在即劳动者,日人亦自为之,至于小贩更无论矣。“其言如此。今以青岛论,日本之大资本家望望然未往而筹得旅费一百元者,则纷至沓来,聚无数无业之人来食中国,奈何使中国人有好感情也。

    如果他是媚日卖国,似乎不可能不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表现自己吧。抗日战争中他的所为,也可看出他的为人。

结  语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但发展到后来的打、砸、烧,不容分说地侮辱可疑者,则未免过当。对此,当时人也有反思。如五四运动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梁漱溟先生在当时就说过这样的话:“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决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何况,如前文所述,章宗祥并非真正的卖国者,远非“罪大恶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对汉奸、卖国贼进行了惩治。章宗祥因未任过伪官职平安地度过了。

    1949年后,人民政府也曾对漏网的助纣为虐的敌伪官员进行了惩治。章宗祥因在抗日时期的表现,在他生前各次运动中,未受到任何冲击,且让他参加了文史馆的工作。他捐献了许多历史文物资料给上海图书馆博物馆,从近年出版的一些图文书籍中可看到若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同情革命敬慕革命志士,并进行了相应的联系,在他捐赠的文物中,有一张黄兴赠给他的照片。

    196210月章宗祥病逝于上海,享年83岁,在当时也算是长寿了,这也许和他心情的平静有关吧。

(此文由章宗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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